冯友兰对中国哲学体系的传承和构建
洛阳儒学联合会洛阳贾谊思想研究会会长 崔振华
冯友兰（1895-1990），中国著名的哲学家，他一生致力于中国哲学史研究。30年代初出版两卷本《中国哲学史》，肯定了传统儒家的价值。40年代著写《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以程朱理学结合新实在论，构建其"新理学"体系。建国后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等,从而把中国的哲学从原有的“子学”、“经学”、“新学”理论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也完成了他在哲学领域对传统美德继承基础上的宏扬和升华。而他的“理在事中”，则在哲学的本质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明了问题。
一、中国哲学史的重要开拓者
二十世纪以前,中国历史上因为只有史学、经学、文学，缺乏体系化的哲学，所以西方哲学界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没有哲学史，其实这不过是“西方中心说”在哲学领域内的曲解。为此，他们甚至可以歪曲历史事实说中国只有三千年文明史，把一切人类文明皆通过牵强附会的手段归功于西方所谓的“智者”。尽管西方在古代也有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一些哲学家，但在哲学领域他们的哲学思想也是通过零碎的语言和观点反映出来的，也并没有形成体系化的哲学。只是到了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他们在同宗教的纠缠和斗争中才对其思想和精神进行了思想，从方式和内容上构建了新的思维方法，形成了一种新学科——哲学。几百年来，他们否定并千方百计贬低其它地区的文明和科学，实际是为西方的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统治进行上层建筑的奠基。
冯友兰先生最大的功绩就是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貌，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完成了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出版，从而把中国古代哲学从“子学”、“经学”、“新学”中解放出来，完成了中国古代哲学体系的历史性构建。
从冯先生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伴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其实我国的哲学研究无论在自然领域还是社会领域，从来没有间断过。在冯先生《中国哲学史》中，尽管其还没有讲清中国哲学的起源是来自人们对自然朴素认识观察的结果,是来自人类本身在生产生活中精神的客观总结，当然有时也偶有触及。但是不能不承认，冯先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确系统地对中国历史上的哲学思想进行了客观的总结，从中国史学、文学、经学、玄学的浩瀚文渊中系统地整理出中国哲学的体系构建，提出了自已对中国哲学的界定和认识，从而奠定了中国哲学史的基础。可以说，中国古时的学者在研究方面是作了大量工作的，可他们大多是从伦理学和治世的社会学去作文章，真正从哲学领域去开拓一门学科，以更深层次主动的自觉的去构建上层建筑一个新领域，冯先生当之无愧起了重要开拓者的作用。
冯先生《中国哲学史》前两章“中国哲学的精神”“中国哲学的背景”中，他主要讲述了哲学的概念和以往对各种哲学观点的认识和反思，提出了不同哲学观产生的不同历史背景,同时也阐明了他本人对哲学及哲学史的理解。如冯先生在谈到宗教和哲学的关系时指出：“对以上的问题，我要回答说，对超乎现世的追求是人类先天的欲望之一，中国人并不是这条规律的例外。他们不大关心宗教，是因为他们极其关心哲学。他们不是宗教的，因为他们都是哲学的。他们在哲学里满足了他们对超乎现世的追求。他们也在哲学里表达了、欣赏了超道德价值，而按照哲学去生活，也就体验了这些超道德价值。”这里冯先生认为一、宗教和哲学是有区别的。二、在人类满足自已的基本生活条件后，会对精神的高层次进行追求和探索。三、人们按哲学去生活，就要不断进行学习和修养，树立起高尚道德价值观。这些观点，既是冯先生对哲学研究的目标，也是他研究哲学的动力。这里，冯先生除匡正了中国过去没有哲学思想的西方谬论外，也指出了西方中世纪哲学思想衰竭而宗教占统治地位的客观事实，说明了中国哲学和西方宗教的根本区别。正是因为冯先生目标明确，有深厚文化底蕴作支撑，所以他才在《中国哲学史》中，对中国历史不同时期的文化精华进行了提炼，对中国哲学的精神、背景进行了探索，并把中国哲学不同时期的历史特点分为“子学”、“经学”“新学”， 从而完成了中国哲学的历史性构建。具体讲，冯先生建国前对远古的帝德哲学思想进行了反思，对先秦时期老子、孔子、墨子、孟子、荀子、孙子、韩非子、杨朱等诸多学派的“子学”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对两汉时期以董仲舒为首以后“经学”进行了探索，著作了《中国哲学史》。上世纪40年代冯先生又对佛教、道教中的哲理和儒家的思想相融合的“新学”进行了研究，写出了《新理学》。而他的《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基本肯定了儒家思想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建国后他又以“理在事中”和哲学不断发展的观点著作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从而使他的哲学思想和哲学体系构建逐渐向历史唯物主义方向靠拢。
正是从这个意义讲，我们说冯友兰先生是把中国哲学思想从子学、经学、史学、文学、佛学中提炼出来并使之系统化，规范化的先醒者，再加上他后来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补充，所以他理所当然的应是中国哲学史最主要的开拓者和构建者。
二、哲学家的反思思想
“至于我，我所说的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
这种思想，所以谓之反思的，因为它以人生为对象。人生论，宇宙论，知识论都是从这个类型的思想产生的。宇宙论的产生，是因为宇宙是人生的背景，是人生戏剧演出的舞台。知识论的出现，是因为思想本身就是知识。照西方某些哲学家所说，为了思想，我们必须首先明了我们能够思想什么；这就是说，在我们对人生开始思想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思想我们的思想"。”
冯先生以上两段话，主要是指他对哲学下的定义。这里我们且放下唯物和唯心的论辩不谈，单就人类对哲学的认识来讲还是很有道理的。“道可道，非常道；各可名，非常名”，这是老子对宇宙万物变化及规律的认识，但老子也是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老子讲的“道”也还没有也不可能超脱出“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的范畴。冯先生这里指的“人生”，有两个层面，从广义上是指人类的生产生活实践活动，从狭义讲是指每个人自身的社会活动。而“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实际上就是人类对自已生产生活实践产生的精神和知识系统地再认识。人类“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 也是人类对自巳己经获得的知识再认识的过程，就是人类从“共殊”到“共相”不断升华的过程。那么哲学在这里的作用，就是把人类的思想通过论理、明理、升华为哲理，并用来提高高人类自身的情操，自觉地规范自已的行为准则。
那么冯先生作为先醒者，他在中国哲学领域除了对前人的思想进行系统的规纳和总结外，最主要的贡献就是对中国前人的思想进行了系统的反思，并得出有系统反思的思想。冯先生对中国先哲们思想的反思，具体表现就是对“道”的三种认识，即“损道”“益道”“中道”；以及上世纪四十年代他提出的人生四种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冯先生的“损道”“益道”“中道”实际上是指人们对待自然和社会的三种态度。在《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文中，冯友兰将世界上的哲学分为三类：他认为，有的哲学家有见于天然之美好，而力反人为作用，这即为损道派。如中国古代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 的老庄即是典型；有的哲学家有见于人为境界之美好，而提倡改造天然境界，是为益道派。如主张改造、征服自然的西方哲学和“人力胜天行”和中国墨家学派即属于此类；而有的哲学家则持调和折中的态度，主张兼收天然和人为的益处，是为中道派，此派以主张“天人合一”的儒家哲家为代表。
他提到的“四个境界”则是从“共相”角度客观分析了人们在其环境中精神所可达到的四个层次，使人们懂得要通过对哲学的理解增加知识外，更要加强精神道德的修养，从而达到超乎现世的境界，获得高于道德价值的价值。
冯先生讲的自然境界，就是指一般人的“顺事而行”。指自然人顺着他的本能或其社会的风俗习惯做事，就像小孩和原始人那样，他做他所做的事，并无觉解，或不甚觉解。这里冯先生用很通俗的一个事例说明了一个人处于自然境界人的状况。他说在张家口那边的大草原，一个小孩在放羊。大人打趣问他，你放羊干什么啊？放羊卖钱。卖钱干什么啊？娶媳妇。娶媳妇干什么啊？生娃。生娃干什么啊？放羊。这显然是人生的最低境界，他们的人生，无非是吃饭穿衣，睡觉生孩子繁殖后代，具有一般动物的本能，从不思考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这显然是人生的最低境界，即冯先生说的自然境界。
冯先生讲的功利境界，实防上就是他说的人的“生物之理。”冯先生认为：人客观的社会性可以使他作一些有益于社会的事，但其动机和目的完全是为自已的，其主要表现就是人的功名利禄思想。人和动物的重大区别就在于人有功利境界，在解决人们生存条件后，人，作为社会的人，基本上都存在功利思想。但是功利思想也是分层次的：出发点是为自己，而不计后果，那么，这只是功利境界的初级阶段。尤其是损人以利己的人，更是初级中的低级层次。出发点为自己，同时又不损害他人的利益。我们大多数所谓“混”出来的人，不过是讲求实际利害的功利境界而已。功利境界的高级层次则是，“积众人之私，成一人之公。”也就是说出发点为自己，同时也让他人得利益。
冯先生讲的道德境界，就是指人们要尽伦尽职。他指出：一个人，当他“了解到这个社会是一个整体，他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有这种觉解，他就会为社会的利益做各种事，他所做的各种事都有道德有意义。所以他的人生境界，是我所说的道德境界。”这就是说，有此境界中的人，他们的出发点不是自己，而是社会，是大众。他们以社会之福祉为自己奋斗的目标。这类人，即是儒家所谓的“已天下为己任” 的人。这里冯先生认为进入道德境界的人，他们心中更多的是社会的大家，而唯独忘掉的是“小我自已”。为了社会的大家，他们甚至可以牺牲掉自已的一切，甚至自已的生命。毛泽东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提到的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人。
冯先生讲的天地境界，主要是指“人不仅是社会的一员，同时还是宇宙的一员。他是社会组织的公民，同时还是孟子所说的‘天民’。冯先生认为：人一旦有了这种觉解，他就会为宇宙的利益而做各种事。这种觉悟为他构成了最高的人生境界，就是他说的天地境界。”一个境界很高的人，并不是说他已将世界所有美景看尽，已将世界所有美食尝遍，而是说他能在精神世界里如庄子所云，“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冯先生还认为：人们的境界不同，人生格局也不同。做人的“成功不仅意味着事业上取得成就，还包括人生境界的提升。我们都应该向最高的境界攀登，虽不能之，但至少要心想往之。
冯先生讲的这四种境界，其实都是他反思的思想的产物。冯先生在中国先哲创造的知识精神海洋中遨游，反思其哲理，把哲学和人类的道德修养紧密结合起来，和人类的社会实践结会起来，和同宇宙改造结合起来，这就形成了中国哲学新的格局。
三、在不断发展完善的哲学中升华自己
和所有的知识一样，哲学也是不断发展的，不断充实和完善的。冯先生最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汲取各哲学学派的精华，对中国的哲学在社会实践中的深化，专注于“行义”，使自己在不断发展完善的哲学中升华。冯友兰先生哲学思想的成熟和完善，大致经历了四个历史价段。
第一个阶段为上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的东西方哲学的比较阶段。冯友兰于1919年赴美考察，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美国因其资产阶级的实用性使其一跃成为资本主义强国,而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在当时非常盛行。而哲学大师柏格森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强调人的自我价值。冯先生赴美后师承其两位教授，所以当时实用主义哲学显然对他满脑子儒家哲理的“天下大同”思想给予了激烈的撞击，使他不得不对东西方文化及哲学进行沉思和比较。他从东西方文化的比较中，从社会环境、文化背景、意识形态诸方面分析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当然也包括哲学认识上的差异。正如在(《三松堂自序》)中，他自认为“在我的哲学思想中，先是实用主义占优势，后来是新实在论占优势”。在他的《人生哲学》中，冯先生力图把新实在主义同中国传统哲学结合起来，说明了他对西方盛行的实用哲学的反思，这些也使他后来在构建新理学体系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笫二个阶段为上世纪三十年代，也就是回国的任教任职期阶段。1934年，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出版问世。这是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代表了30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最高水平。在这部巨著中，他自称为“释古派”而与胡适的“疑古派”相区别。他着力论证了儒家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正统地位。这为他后来创立新理学思想体系积累了思想材料，作了必要的理论准备，当然这也是他后来被定为儒家哲学唯心家的主要依据。
第三阶段为四十年代，也就是他的“新理学”一系列大作问世前后，他写的《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这里他以程朱理学为基础，结合新实在论，构建了其"新理学"的哲学体系。在他的“新理学”中，表现了一种由对哲学概念之形式与直觉内容的严格区分，到肯定“真正的哲学是理智与直觉的结合”的思想转变。这个转变的根据，乃是一种哲学观念上的变化。冯先生从早年对“形式性”观念的凸显，到后期对“内在关系论”哲学观念的肯定，其内在的机理，是由“分别”共殊到“超过”共殊，而建立“具体的共相”的思想。其时，他到苏联的访问对一种全新社会的接触和了解，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对其哲学形成“真正的哲学是理智与直觉的结合”的思想转变。”是有很大影响的。
第四个阶段为1949年到其去世时期。其时随着人民大众在共产党领导下夺取政权，加之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这些对冯先生哲学思想的影响肯定是深刻的。任何一个政治思想家在社会的大动荡中都不能不受到影响，问题是冯先生作为哲学家，他不以个人的得失和恩怨而放弃对哲学的研究和追求。他从“释古派”中解脱出来，从哲学单纯的“概念形式”中解脱出来，从过去完全的“帝德史观” 中解脱出来，从原来纯正的“儒家伦理哲学”中解脱出来，开始了“真正的哲学是理智与直觉的结合”的思想转变，开始了“哲学和实践相结合”转变，开始了哲学的“理在事前”向“理在事中” 的转变。
冯先生前后期思想的变化，既有他对中国原有哲学思想精华的积淀，又有他接受新的哲学观念的升华，是其潜在的意义的逐渐凸显和自觉，其间实有着内在的一贯性和必然联系性。冯先生三十年代前是一个单纯的纯儒家哲学学者，他的“释古”主要是站在儒家立场上对中国古代先哲们的思想进行释解和归纳，自然和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胡适“疑古”思想相对立的。但是冯先生又是客观的，他一方面客观地去比较中西方文化和哲学的优劣，一方面又坚持中国古代文化哲理存在的合理性，这就使得他的哲学思想具有以中学为主兼收西方哲学逻辑形式特点的合理性和独立性。尤其1949年以后，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开始在社会大变改中认识到人民群众所发挥的作用，自觉把哲学观念从“理在事前” 向“理在事中”转变，逐渐完成“真正的哲学是理智与直觉的结合”的思想转变，这才是最难能可贵的。
《中国哲学史新编》，是冯友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重要代表作。经过时代的洗礼，经过正反两方面的历史教训，经过思想的沉寂，冯先生本书以时代思潮为纲，对整个中国哲学史以至于文化史作出了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对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的新见解。在指导思想上，作者“不依傍别人”，少了对政治势力的牵附，多了自已思想精神的升华，在自身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基础上，独立地开展对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研究。在内容结构上，以共相与一一殊相，理智与直觉的结合，相一般与特殊问题为基本线索贯穿中国哲学史，广博而不芜杂，严谨而又生动，达到了文与质、博与约的统一。他着重探讨了中国哲学中的精神境界作用，说明了哲学研究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提出了哲学可以通过辩理、明理、遵理，使人们精神和行为向更和谐社会发展的历史担当。
四、继承发展冯先生倡导的哲学精神是时代的需要
纵观冯先生的治学经历和哲学思想，我们可以知道，他的治学经历是一个发展的不断充实和完善的过程，而他的哲学思想内涵的精神则是初衷和终极的一致性。当然就其内容来说，前半生，冯先生更多的是受中国传统儒家和先贤伦理学思想的影响，而后半生则在社会大变改潮流的影响下，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的影响下，完善了他对自己原先思想的思想过程，开始用新的价值观充实其哲学的内容。正如冯先生在对哲学下的定义上说的那样，它的功用不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积极的知识，我是指关于实际的信息），而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超乎现世的境界，获得高于道德价值的价值。
那么冯先生的哲学精神主要体现在那些方面呢？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他始终坚持以中国古代先哲们哲学的思想精华，建立中国自已的哲学思想体系，而不是屈附于西方哲学，把中国哲学洋奴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冯先生在西方求学过程中，接触了当时盛行的实用主义哲学和宗教。在东西方文化比较过程中，他认为宗教的教义虽然也含有哲学，但这种信仰不能使人们通过哲学而熟悉更高的价值，因为宗教里混杂着想象和迷信。在未来的世界，人类将要以哲学取代宗教。中国传统思想和思维模式都是哲理的，都是“入世”的实在论，都是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人不一定应当是宗教的，但是他一定应当是哲学的。正是从这个意义讲，我们说中国古代思想主流是哲理的，而不是宗教的。同时在比较中他还认为西方的实用主哲学是纯功利化庸俗的，完全为个人利益服务的低级哲学，因为他不注重个人的思想道德修养和精神的升华，不注重社会的和谐和他人的利益，结果只能带来个人和群体为了利益同其它人及群体的争斗。正是在比较过程中，冯先生认识到中国先贤们哲学思想客观实在的相对合理性和科学性，并且经过深入地挖掘、认真的反思和总结，借鉴了西方哲学在逻辑形式上的合理内核，把中国先哲们零碎化、片语化的哲学思想进行系统化的整理和归纳，完成了中国哲学重要的体系性构建。
二是他主动进行思想反思，用在社会实践中新的价值观去完善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冯先生三十年代前是一个单纯的纯儒家哲学学者，他的“释古”主要是站在儒家立场上对中国古代先哲们的思想进行释解和归纳。
20世纪三十年代后期，他在欧洲参加一个世界性的哲学会议后，亲自去苏联参观进行考察，在这里他接触了社会主义，接触了马列主义。这时他虽然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还不能称为最理想的一种社会制度，但确认为此社会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发展的社会。由此他进一步思索了赖以支撑这个社会存在的文化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并借此对他原有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思想。1949年10月5日冯先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自己在过去讲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在5年内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八天后，毛泽东在回信中既肯定了他的积极态度 又指出了一个人思想的转变要又有一个过程,得慢慢地改,取老实的态度。四十多年后，冯友兰先生才深刻体会到毛泽东主席当时信中的含意。他虽然在哲学逻辑的形式上不尽同毛泽东的观点，但对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确由衷的赞同。后来尽管历史发展的曲折性和社会的复杂性他时被冲击，但是在他晚年著作《中国哲学史新编》中，确能明显感触到他在哲学领域对旧的哲理价值的反思。正如冯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说的那样：哲学在社会实际生活中所“发生的功用”，就在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同时他还认为，能否把哲学作为一个概念的逻辑体系“同人类精神境界结合起来”，这正是自己与金岳霖哲学的区别之处。晚年的冯先生，能够直截了当地肯定“真正的哲学是理智与直觉的结合”，这正是他思想和哲学观念上的转变，是他实践和理论必然结合思想的明显体现。这点上，胡适等一些思想家是难以相及的。
三、提倡“理在事中”，注重大众哲学，启迪理论和实践结合新的哲学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今天，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更好在实际工作中把握现象和本质、形式和内容、原因和结果、偶然和必然、可能和现实、内因和外因、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中国古代的哲学理念有两个特点，一是根植在古代先哲们的零碎晦涩的古文言文中，让一般群众根本无法理解。二是其哲学思想充满“帝德”理念。这就是说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虽然在逻辑形式上在思想内容上有很多精华需要汲取，但是在本质上在内容上最大缺陷就在于脱离现实的社会实践，脱离广大人民群众这个社会“大族”。冯先生的哲学思想尤其他长期以来形成的儒家哲理，基本上具备有这两个特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虽到过苏联，接触了马克主义，但也只能冷眼看世界。1949年以后，社会大变改中广大人民群众所发挥排山倒海改天换地的历史作用，冯先生作为客观实在论的哲学家，开始以积极的态度对自己的哲学思想进行思想，认识到哲学的“理”不是寄寓在“高山流水”之中，而是隐寓于广士人民群众从事的“事”中。尤其他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真学习，通过对毛泽东大众哲学范文的学习，使他更加清醒认识到，哲学如不能变为通俗易懂能为大众所接受的哲学，完成“真正的哲学是理智与直觉的结合”的思想转变，那么哲学就失去了他真正存在的社会价值。
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使西方的思想文化引领了世界几百年的历史。现在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价值观的颓废，世界需要一种新的文化价值观来支撑和发展，这就是东方“大同思想”在新形势下的“文化复兴”。从哲学的意义上讲,这时东方的“文化复兴”，是世界平衡发展的客观发展趋势的需要。中国这个文化积淀深厚,文明史一直没有中断的国家, 因为它的传统思想和思维模式是哲理的，而不是宗教虚无的“出世有神论”，所以它倡导的“入世人类大同” 思想，经过升华只要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是一定会得到世界广大人民认可的。同时由于其哲理主张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提倡为全人类全天下谋福祉的思想境界和道德修养，而不是实用主义的“唯我”主义，所以它无疑符合世界广大人民的愿望和要求。
纪念冯友兰先生，我们就要深入挖掘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汲取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内涵，在社会主义社会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人类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参阅书目
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
3、冯友兰《三松堂全集、序》
洛阳儒学联合会洛阳贾谊思想研究会会长 崔振华
2020年11月11日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