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哲学思想的乡土文化影响及道德观对新时代道德建设的启示
总编：杨建红 主编：胡奇强 文：陈国阳
中国现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其哲学思想最大的特点是兼容并包，融化古今中外。由于历史和文化是会传承和积淀的，人的思想和行为也会受到地域尤其是乡土的影响。冯友兰是河南省唐河县人，从乡土角度，探究冯友兰哲学思想的形成原因。
一.冯友兰家庭和提倡“中体西用”思想的两湖总督张之洞渊源较深。张之洞是清末重臣，位居两湖总督高位。作为洋务派代表，在对待中、西方文化态度上，他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创办学院时，他说：“两院分习之大旨，皆以中国（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叛道之弊”。张之洞精通儒学和经学，主张“通经致用”和“经世致用”。张之洞曾写诗道：“仁厚守家法，忠良报国恩。通经为世用，明道守儒珍”，他把家和国、经和世用及明道都结合了起来。张之洞既是传统的儒生，也是积极学习西方的封疆大吏。
而冯友兰的父亲冯台异则就是张之洞的幕僚部属。冯台异于1898年考中进士后，在张之洞幕下办事，曾任武昌“方言学堂”（外国语学校）会计庶务委员，也就是总务长。武昌知府梁鼎芬虽然兼任方言学堂的监督（校长），由于他公务繁忙，方言学堂的事务实际由冯台异一人负责。由此可看出，冯台异是认可和执行张之洞思想的得力人手。冯友兰母亲吴清芝曾带着冯友兰等子女在武昌生活，毫无疑问，冯友兰及母亲吴清芝也会受到张之洞“中体西用”思想的影响。
二．唐河县的码头文化和农耕文化深深影响冯友兰哲学思想。唐河县的主要河流唐河，自古就是水运的重要码头，集聚了大量山西和陕西商人，直至现在，仍留存两座山陕会馆，可见当时码头贸易之繁荣和发达。清康熙唐县志“风俗”记载：“兼之秦晋流氓，聚居贸易，乘乡民缓急，稳贷而垄断取盈。……司民社者于此，崇本务典……”，从中可见，当时执政者认为的当时码头商贸和农耕经济的矛盾。清末期间，近代铁路和长江沿岸开放通商，随着武汉由军事重镇转型为商业重镇，唐河县不仅成为“万里茶道”的重要节点，也是“南船北马”的重要转换地。
由于地理位置和河道水运优势，唐河县在农耕文化基础上，又形成了码头文化。码头文化的海纳百川、开放包容及粗放与农耕文化的保守与精细有机结合在一起。
冯友兰祖上是从山西移民到唐河县的。移居唐河县后，其祖上通过经商富裕，随后成为地主。但其祖父冯玉文虽是商人，也能知书达理，受传统文化滋养很深，曾著《梅村诗稿》。他的二子(包括冯台异)一女也是能诗善文，均著有诗集。冯友兰家庭本身兼具了码头文化和农耕文化因素，对于冯友兰思想的形成，起了滋养作用。
三．唐河县楚文化构成了冯友兰哲学思想的基础特征。唐河县位于豫鄂两省交界处，是楚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交汇地带。在春秋战国时期，唐河县由代表中原文化的“汉阳诸姬”的周王朝诸侯国成了楚国的一个县。
楚文化是由中原文化流播于楚地，与楚地的巫文化等土著文化进行融合而形成的。楚文化最鲜明的特点是虽体现了楚地的风俗、习尚和信仰等，但其精神实质却是中原文化的。如屈原的楚辞，虽具有楚地的鲜明特点，但其思想实质却是和儒家思想一致的。
冯友兰哲学思想虽根据西方思想、体例和方法等形成，但其精神实质仍是传统的儒家思想。“阐旧邦以辅新命”就是最集中的体现。他之所以被人称为新儒家，是因为其学术思想的语言范式、研究方法、体例等和西方学术思想一致，但其思想根底却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思想，并没有脱离“立言、立功、立德”的人生目标和“齐家 治国 平天下”的思想抱负。
四．唐河县居中的地理环境利于冯友兰形成中和的思想。地理位置对文化的形成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唐河县位于河南省西南部、南阳盆地东部，地处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地区，属于北亚热带季风型大陆气候，四季分明，气候温和，是我国南北分界地带。在降水、雨季、湿润度、温度、季风气候等方面都大致处于中国的居中位置。作为中国的南方、北方的中间地带，兼收了南方和北方的长处，规避了南方和北方的缺陷，由于“居中”是人们体会的最大优势和长处。所以，“中和”、“中庸”就成为中间地带人们的普遍思维模式。
同时，唐河县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处于两种文化的交接地带。春秋战国时期，唐河县先是属于中原文化的汉阳诸姬的唐国、廖国等，随后成为楚国的一部分。南北朝时期，唐河县一直为东晋所有，其后被北魏占领。南宋、金国对峙之时，唐河县为南宋、金国胶着地带，先一直为南宋前线，南宋末年才被金国占领。即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唐河县也是中国军队和日军反复争战区域，日军五次入侵唐河县，四次失败而退。
历史上长期处于不同文化交接地带的唐河县，自然形成了兼容并包、中和中庸的文化特点。这对冯友兰哲学思想形成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五．冯友兰父母的经历和见识孕育了冯友兰哲学思想。冯友兰父亲冯台异一生寒窗苦读，在清末的1898年、32岁之际考中第三甲进士，其实为传统读书人代表。他注重子女教育，在家设书房请“教读师爷”，为其子女讲授古文、算学、写字、作文，为冯友兰打下良好的传统文化根基。由于冯台异被分配到离家较近的洋务派大臣、主张“中体西用”的张之洞幕下办新式教育，担任方言学堂（外国语学校）的总务长，促使他了解西方教育和文化，又为冯友兰接触和接受西方文化创造了良好条件。
冯友兰少年丧父，依靠母亲吴清芝教养成人。吴清芝读过几年书，曾经亲自教冯友兰等子女读书。采取的就是“包本”的学习方法，即一本书从头背到尾，算是过关。吴清芝对照书本，检查背书是否有误。用这种方法，经历一两年时间，使冯友兰读完了《周易》、《左传》、《礼记》等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也为冯友兰打下了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子。
冯友兰母亲吴清芝也比较开明，全力支持儿子冯友兰上洋学校、读洋书，直至出国留学。甚至她对女儿到北京读书也大力支持。其女儿冯沅君虽处于偏僻的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却勇于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专修科，成为中国公办教育史上第一届女性大学生。
六、冯友兰的道德观。对于道德，冯友兰说：“一个社会组织，如欲存在．其分子必须遵守某些规律。如一个组织的分子，皆守此规律，则此社会组织，即是一个健全社会底组织，如皆不守此规律，则此社会组织即‘土崩瓦解’，不能存在。这些规律，即是所谓道德。道德是一个社会组织的存在所必需底。”在这里，冯友兰讲了个人和社会组织的关系，把道德当做个人与社会组织之间的运行规则，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存在的基本条件之一。
冯友兰又说：“在某种的生产方法之下，社会必有某种组织，人必须有某种行为。对于人此种行为之规定，即是道德。”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冯友兰认为，生产方式决定了产生何种社会组织，何种社会组织决定了人的必须行为，而这种行为的必须存在的规定，就是道德。在这里，冯友兰指出了道德的起源，社会需要道德的必需性。
针对道德善恶，在《新理学》中，冯友兰将人性分为两种，即“义理之性、人之性或正性”和“人所有之性或辅性”、“气质或气禀”、 “气质之性”等等。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人的动物性或自然性和人的社会性。
在人的动物性或自然性和人的社会性价值意义上，冯友兰指出：“我们于此，必以人之性为标准，以断定是非，因为人之性是人之所以为人之正性。若欲是人，则必顺人之正性、不顺其辅性。人所有之性，虽其本身不是不道德的，但有些不道德的行为，是从这些人所有之性发出者。所以人所有之性，从人之所以为人者之观点看，亦是道德的恶的起源。”从这里可以看出，冯友兰认为人的“辅性”也就是动物性或自然性是人的道德恶的起源。面对人的恶行，冯友兰仅仅把它归为是人的自然性或动物性导致的。忽视了社会因素对人的道德恶行的影响。面对现代社会对人的“异化”出现的种种道德“恶”行问题，归结于人的自然性或动物性似乎过于朴素。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指出：“任何民族或任何时代的哲学，总是有一部分只相对于那个民族或那个时代的经济条件具有价值，但是总有另一部分比这种价值更大一些。不相对的那一部分具有更长远的价值”。他还指出：“在历史的演变中，变之中有不变者。……人类的社会虽可有各种一套套的制度，而人类社会之所以能成立的一些基本条件，是不变的。有些基本条件，是凡在一个社会中的人所必须遵守的，这就是基本道德。这些道德，无所谓新旧，无所谓古今，是不随时变的。”冯友兰提出了道德的“变”与“不变”理论。冯友兰认为“不变”道德指的是抽象的道德，如儒家的仁爱、中和等，在任何社会都是需要的。但是，这些抽象道德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却是不断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如仁爱思想，在封建时代则是统治阶级的轻徭赋，惜民力；而在现代社会，则可能就是重视就业，建立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随着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矛盾发生了变化。我国也基本实现了城市化，农民从乡村走向城市，由农业劳动者转变为产业工人或第三产业服务者，农村自然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随着信息革命加快，民众获取信息方式获得了根本变革，由权威型中心模式转变为民间型无中心模式。伴随着全球化浪潮，地球成为地球村，不同文化之间碰撞和融合加剧。面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建设适应新时代的公民道德，成为迫在眉睫的大事。
面对中华传统道德文明和异域道德文明，如何传承和学习，建设新时代的公民道德。冯友兰提出的“抽象继承法”可以作为基本方法。冯友兰 “抽象继承法”是指必须继承传统道德的分析命题或形式命题，而不能继承其内容，至少必须对其内容加以改造。
中华传统道德文明的“仁爱”“中和”思想，可以作为新时代公民个人道德建设基本内容，但是，新时代，公民道德“仁爱”“中和”具体体现是什么，具体内容是什么，需要结合社会具体环境和具体问题，进行改造、变换或更新，才能适应新时代，才能走入公民的心中，并转化为公民的道德行为。
例如，面对个人遭遇的不公平或者不幸，公民道德至少具有“仁者爱人”抽象的思想和意识，但具体内容可能就是不能迁怒于无辜的人、不能报复社会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