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5年1月1日元旦之际，鹤壁市浚县作协特邀请濮阳市作协主席李骞、新乡市作协副主席赵长春（执行主席）、长垣市作协主席徐向峰、鹤壁市作协主席周鸣祥等地市作协领导20余人莅临浚县，举办“传承中医文化，彰显古城魅力”文学采风活动。今年，我国申报的传统节日一春节，列入联合国非遗代表名录，浚县正月古庙会作为特色活动举办地，进入春节申遗文本，2025年1月15日至3月1日在鹤壁市浚县举办第十七届中原（鹤壁）民俗文化节，浚县为主会场，向人们展示中国春节的深厚文化底蕴和独特魅力。通过本次采风，作家们用文学的形式讴歌浚县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历史文化、中医文化内涵，进一步提升浚县在全国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现我们精选汇总数篇（首）诗文，以飨读者。

古老大伾山 悠久大石佛

文/朱光临（河南鹤壁）

    大伾山位于浚县县城东南1公里处,南北长1.75公里,东西宽0.95公里,面积1.66平方公里。最高海拔135米，相对高程70米。该山系太行山余脉。山体为中寒武统出露，叠压三层，各层倾向东南，倾角30°左右。凸出部覆盖层较薄，局部裸露。山峰南北两侧呈等齐倾面，一般坡度7°;东西两侧各呈凹形斜面，一般坡度12°，有陡壁悬崖。

    大伾山的最早记载见于《尚书·禹贡》：禹疏河,“东过洛讷，至于大伾。”后曾名黎山、黎阳山、青坛山，因在县城之东，俗称东山。大伾山平地拔起，山势奇特，东瞰古黄河，西望太行，自古即为河朔一大胜景，帝王将相、文人学士登山览胜者代不乏人。山上文物古迹荟萃，古建筑星罗棋布。1979年对外开放。1984 年辟为风景区，禁止采石伐木，自然景观和文物古迹得到有效保护。成为浚县重要旅游资源。

    浚县大伾山、浮丘山平地突起，秀峰双峙。历史上，滔滔黄河流经大伾山东，山映木衬，形势壮观:隋唐以后，永济渠(卫河)流经浮丘山西，舟帆穿梭，风光旖旎;加之两山地处中原，交通便利，自古以来就是游览胜地。山上遍布的寺庙宫观，崖间琳琅满目的摩崖题刻，既是旅游历史的见证，又是重要的人文旅游资源。80年代起，浚县在加强文物保护的同时，加大旅游资源开发利用，逐渐形成按地缘划分的大伾山，浮丘山、姑山、老城区四个旅游区域。景区众多古老的寺庙宫观，使浚县旅游形成以中原民俗信仰文化为重点，以农历正月古会、八月古会为旅游旺季，游客以农村和小城镇为主的特色。随着景区的建设开发，春秋季节城市游客逐渐增多，旅游经济较快发展。2000年旅游直接收入257万元，为1986年的7.6倍。

一、大伾山景点

    浚县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早在6000年前，先民已在这里繁衍生息。殷商时期，浚县地称黎，为畿内地。西汉初年置黎阳县，至今2200余年。唐初设黎州总管府，辖四州八县。宋、金、元为浚州。明洪武二年(1369)降州为县，始称浚县。县城南跨浮丘，东峙大伾，西滨卫河，形成“三山一城一溪水，十里城池半入山”的格局。境内有仰韶、龙山至商、周时期聚落遗址11处，春秋至宋元时期古城遗址 12处;有子贡、李密等历代名人墓葬11处，汉代画像石墓3处。县城及大伾山、浮丘山，保存有城墙、寺、庙、祠、观等各式古代建筑(群)30多处;唐宋以来历代摩崖题刻200多方，石碑 176块，石雕造像7处。其中新石器时代鹿台遗址，后赵石勒时期开凿的大石佛，北魏始建的天宁寺，北齐雕刻的佛时寺造像碑，唐代开凿的千佛洞石窟、黎阳仓遗址，明代修建的城墙、云溪桥、碧霞宫、恩荣坊，清代重修的文庙、文治阁等，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国务院公布浚县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2003年7月，浚县大伾山风景区顺利跻身国家级4A景区。2016年，大伾山摩崖大佛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运河永济渠浚县段、黎阳仓两处为世界文化遗产。

    大伾山位于县城东南隅，平地突兀，孤峰矗立。山坡草木葱茏，古柏夹道，林静道幽:山腰青岩裸露、山石嶙峋、崖壁陡峻。山中景色四季各异:阳春百花争艳，众鸟竞喉;匾夏雨霁如洗，山青林碧;金秋天高云淡，林丹花黄;瑞冬银装素裹，古柏呈翠。登顶东眺，平畴沃野，一望无际。凭吊怀古，顿生沧桑巨变之慨。西望太行，翠屏横亘天际;俯瞰浚城，街市尽收眼底。纵目寰宇，顿感驭风凌云，超然物外。

    大伾山不仅自然景观优美，而且文物古迹荟萃。唐宋以后，历代寺庙亭阁星罗棋布。现存古建筑群9处，新建景点5处。主要旅游线路上的景点有:

    山门 在大伾山西麓,1991年投资17万元建。为仿汉阙式，面阔16米，高9米,两端为仿汉石阙，中以敞廊顶相连。坊额悬挂书法家罗工柳书“伾山仙境”横匾。

    百猴路 即山门内登山台阶路,1985年投资4.5万元修。长200余米,两侧护以青石栏杆,柱头和栏板上雕刻民间艺术家“泥猴张”设计的石猴1684个,姿态各异,妙趣横生。

    恩荣坊 1998年自卫贤村迁至百猴路二级平台上，为明代“四柱三间五楼”式石坊。坊额雕刻的“二龙戏珠”、“八仙庆寿”、"竹林七贤”、“衣锦还乡”图，系立体透雕，形象逼真，栩栩如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桥上桥 位于百猴路上端,1985年建。为拱形石桥，上下两层，圆形涵洞，如同两桥叠压。两侧修水池。

    神话大世界 位于大伾山西南麓，1992年修建，仿古建筑。有展室12处，展出“盘古开天”、“女娲补天”、“共工触山”、“梁祝化蝶”、“后羿射日”、“嫦娥奔月”、“八仙过海”等内容。采用声、光、电表现手法，造型与布景结合，生动地再现古老神话故事。

    天齐庙 位于大伾山南山腰。始建于宋代。前有登山阶道，古柏相夹，壮美清幽。正殿为明代风格，单橹歇山琉璃瓦覆顶，内供东岳大帝黄飞虎坐像。两廊为阎王殿，塑十殿阎君像，壁绘生死轮回、因果报应图，阴森恐怖，令人不寒而栗。

    太平兴国寺 位于大伾山东。始建于北宋太平兴国年间。主要建筑有大雄殿、观音洞、朝阳洞、山门等，为佛教活动场所。

    天宁寺 南邻兴国寺，始建于北魏，是浚县现存最古老的建筑群。有楼阁殿宇30余间，形成东西、南北两条轴线。南北轴线主体建筑有地藏殿、天王殿、罗汉殿、大雄殿，东西轴线有山门、藏经阁、大佛楼。院内古柏参天，碑碣林立，崖壁题刻遍布，价值最高的有后周《准不停废记》碑和明代王阳明《大伾山诗》摩崖。

    摩崖大石佛 在天宁寺大佛楼内，依山崖凿就，高22.29米。始凿于后赵石勒时期，距今1600余年，是全国最早、北方最大、至今保存最完好的早期摩崖造像。“八丈佛爷七丈楼，佛爷坐在楼里头”素称奇观，闻名遐迩。大石佛面对古黄河，又称“镇河将军”，雄伟高大，庄严肃穆，游人到此，无不肃然起敬，顶礼膜拜。

    摩崖区 大佛楼北山势峥嵘,石壁如削，间或有古柏横空，风光壮美。崖壁上有宋、元、明、清各代摩崖题刻百余方，真草隶篆，各体兼有，琳琅满目，其中有明末清初著名书法家王铎的“鹭涛虎岫”、“仙屿”题字和《再至青坛》诗。

    龙洞 在大伾山东北山腰丰泽庙内，崖壁上下三个自然穴洞，大者直径半米，深不可测，人称“龙洞”。洞外崖壁雕有五条滚龙，翻腾盘绕，栩栩如生，系元代雕刻。庙内立“康显侯告”碑，上刻宋徽宗封龙洞为康显侯敕文及尚书郎祈雨有应、上书请封记文。

    观音岩 位于大伾山北腰。观音像及观音洞皆为元代祈雨有应而雕刻，后渐变为求子胜地，明清两代求子有应碑遍地皆是。

    吕祖祠 在大伾山西北山腰，清康熙年间知县刘德新建。整体建筑依山顺势，布局奇巧，气势宏伟。轴线建筑依次有山门、云封亭、乾元殿、八卦楼、万仙阁，自山腰直达山顶。左右两侧有霞隐山庄、紫泉别墅，院内崖壁如削，摩题遍布，古柏森森，幽雅清静，为避暑胜地。

    八卦楼 位于大伾山顶。登楼远眺，古城新貌，平畴沃野，尽收眼底。是登高望远的最佳境地。

    禹王庙 位于八卦楼南，为纪念大禹在大伾山治理黄河而建。前有中军亭，六角攒尖顶，系隋末李密、徐世绩驻守黎阳时布兵点将、瞭望敌情之所。亭南怀禹池，形如哑铃。细腰处建单孔拱券石桥，谓怀禹桥。

    玉皇庙 位于天齐庙、禹王庙之间，1995年于旧址重建。

    青坛路 清康熙年间修，白山脚下直达吕祖祠。青砖路面，古柏夹道，顺势弯转，自雅清静，山下有“砚画楼”，引人人胜;路中段建亭，联刻“到此依依，莫不远怀神禹;请君歇歇，且看对面太行”。再上有“寥廓峥嵘”石坊。

二、史书记载大伾山

1、明嘉靖八年知县王璜《浚县志》：山川  大伾山 在县东南二里。《国语》“商之兴也，梼杌降于伾山”即此。亦名黎阳山，又名青坛山。《尔雅》曰“山一成曰伾”，孔安国曰：“山再成曰伾”。今观山形，当以安国为是。

2、明万历八年知县任养心《浚县志》：

山川

    大伾山，在县东南二里，山高四十丈，周围逾五里，峰峦秀拔，若倚屏障。《禹贡》导河“至于大伾”即此。一名黎阳山，又名青坛山。《尔雅》曰“山一成曰伾”。孔安国曰“山再成曰伾”。今观山形，当以安国为是。

3、清康熙十八年刘德新《浚县志》：

山

大伾山 在县东南二里,山高四十丈，周围逾五里,峰峦秀拔，崚嶒峭壁，《禹页》导河“至于大伾”即此。一名黎阳山，又名青坛山。按东汉光武于上筑青坛方望,刘桢赋所谓“青坛承祀，高碑颂灵”者也。

4、清嘉庆六年熊象阶《浚县志》：

寺类

天宁寺

在大伾山东崖。元马去非记(见《金石》)。

三、史书记载大石佛

1、明嘉靖八年知县王璜的《浚县志》载记：

大伾山寺不停废记 马去非  周人

    大伾山者，上摩乾像,下压坤牛，左巨浸而右太行，诚为壮观;南夷门而北大魏，最擅繁华。遐重昔人能擢胜境，以兹山之足为佛足矣，以兹山之顶为佛顶焉。寺内有缺落碑铭，载相续日月，俨三十二相，亦四五百年。首簇连珠，肩隈合壁。或孤鸿夜至，移雁塔而自他方;六出朝飞，拔雪山而归此处。神功捧护，巨灵措斧以难开； 佛力昭彰,秦后著鞭而不动。傍临迥汉，显超岸于当时；俯瞰危峰，类投崖于今日。不待龙吟深谷，我有法雨而济陈根；何须虎啸幽岩，我有惠风而吹昏垢。潜施殊福,溥及群生，虽日用不足,且人何以鄙。今皇帝君临区宇，子视黎元,虑一夫不耕,天下有馁者;一妇不织,天下有寒者。向乃颁行天命，条贯僧居，有敕额者存，无敕额者废,非轻佛氏,用诫游民。劳哲后以去华，使空王之保大。兹寺也，询诸耆老，惟曰“大伾”。盖前古之寺名，非近年之敕额，如斯敷列，胡免停废?我主公都尉阅其状迹，颇历光阴，遽为奏陈，却获仍旧。寺主僧从超住持最久，焚礼甚精。初议毁除，郁有白氎之叹。及闻存惜，务刊黄绢之辞。去非笔谢溲鸡，文惭吐凤。既高僧之固请，乃下笔以直书。庶纪厥由，终无革故。时大周显德六年也。

2、明嘉靖八年知县王璜的《浚县志》载“山川”：

大伾山 在县东南二里。《国语》“商之兴也，梼杌降于伾山”即此。亦名黎阳山，又名青坛山。《尔雅》曰“山一成曰伾”，孔安国曰：“山再成曰伾”。今观山形，当以安国为是。

3、明嘉靖八年知县王璜的《浚县志》载：大佛岩，在大伾山东麓。就山鑱为佛像，高十余丈，盖昔人凿之，以镇河流者，其顶旧有层阁七级，元末时毁于兵。

4、明万历八年知县任养心的《浚县志》载：大佛岩，在大伾山东。石勒称帝，以浮屠澄之言曰“鑱崖石为佛像，高十余丈，以镇河流。”拓拔魏时覆以重阁，元末毁于兵。

5、明崇祯七年知县张肯堂《重修浚县志》载：大佛岩，在大伾山东。石勒以佛图澄之言，镵崖石为佛像，高十余丈，以镇河流。拓跋魏覆以重阁，元末毁于兵。

6、清康熙十八年知县刘德新《浚县志》载：大佛岩 在大伾山东。佛图澄镵崖石为佛像,高十余丈。魏时有阁覆之，元末毁于兵。国朝重建，极为壮丽。

7、清嘉庆六年知县熊象阶《浚县志》载：大佛岩《名胜志》:大伾东岸日大佛岩。就山为佛像一躯，高寻丈许，昔人凿之，以镇黄河者。其顶有阁七层，元末毁。

8、清光绪十二年知县黄璟《续浚县志》载：天宁寺，在大伾上东崖，见旧志。寺内有藏经阁，藏经五千卷。光绪八年，知县黄璟重修，并补建寺后伟观亭、紫来亭，移修霭霭亭。又寺后有大佛阁，同治六年，邑人邢文魁、文彬重修。光绪六年，磁州知州张宝善重修。

四、大石佛的座落位置和地理环境

    大石佛座落在浚县城东南二里许的大伾山东崖,面向偏东南,目注黄河故渎。大石佛,古称大佛岩,俗称镇河将军,倚山凿就,高与崖齐,实测22.29米,巍然坐于七丈高的大佛楼内。“八丈佛爷七丈楼”,遐迩传奇。大佛楼,原为北魏时期的七层高阁，隋、唐、后周均有重修。元末,毁于兵燹。现今的大佛楼为明代正统十年所建，后有清代多次重修。

    大佛楼前即天宁寺。天宁寺,后周以前名大伾山寺，建于北魏太和年间,坐西向东。现存有山门遗址,遗址前有“七十二磴”,是大伾山寺的登山石阶。原来的大佛阁便是大伾山寺的最后一座佛殿。

    1963年文物普查时,曾在“七十二磴”两旁的地下发现一对石兽,据专家鉴定,它是北魏早期的遗物。石兽的发现,不仅揭出了天宁寺的始建年代,也为大石佛的生年提供了旁证资料。

五、大石佛的现存状貌与时代风格

    大石佛是一躯善跏趺坐式的大弥勒佛像。其现存形象是:头部螺发,面方颊圆,略呈梯形。额间有“白毫相”,目平视,唇紧闭,表情庄严。两肩齐挺,脖颈较长,有三道肉纹。左手扶膝,手心向下;右手曲肱前举,手心向外，示“无畏印”。身穿五彩方格袈裟,双领直垂。坐四周方墩,足落仰莲。五趾平齐,脚面平直,线条粗略。大石佛的外身泥皮彩绘已大部脱落,露出石刻的原貌。按其雕刻的纹路,属于直平阶梯式刀法,但在转弯处有突起的圆棱。从大石佛的整躯造型轮廓来看,呈△形,似是比例失调,表现出早期造大像的不成熟性。从大石佛自身所提供的时代特征来看,很不一致,有早期,也有晚期。△形体、方墩座、平挺肩、长脖颈、平板脚等。应属北魏早期甚至更早一些的特征。特别是脚踩仰莲，在全国造大像的历史上还是独此一例。而双襟直垂服饰,则是北魏太和服饰改革以后的形象;螺发及脖上的三道肉纹，更是隋唐晚期的形象。这种混杂的自身形象特征,使人一时难以作出结论。经研究,认为那些晚期形象为后人改造所致。特别是元代末年,红巾军至浚,将庇护大石佛的七层高阁,投以无情烈火,大石佛的部分躯体必致烧坏而崩裂脱落。后人无法补缀,故而才加以改造并糊以泥皮彩绘,大石佛的原始形象便失真了。但是大石佛整躯轮廓是无法改变的,如△形体、方墩座,故而还保留着一些原始特征。

    1985年全国部分专家莅浚考察大石佛。参加的人员有: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教研室主任、副教授马世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研究员丁明夷,国家文物局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步连升,敦煌文物研究院副院长樊锦诗(女),洛阳龙门石窟研究所所长温玉成,河南石刻艺术馆周到以及浚县文管会部分同志。大家经过实地观察,查阅文献,共同讨论，最后把大石佛的下限划到北齐,一致否定了“为唐代作品”。

六、大石佛的资料记载及历史考证

    有关记载创凿大石佛年代问题的资料有以上（第三部分）几种,加以历史考证如下:

    (一)明代万历八年浚县知县任养心纂《浚县志》与明代末年崇祯七年浚县知县张肯堂所纂的《重修浚县志》载:大佛岩，在大伾山东。石勒称帝，以浮屠澄之言曰“鑱崖石为佛像，高十余丈，以镇河流。”拓拔魏时覆以重阁，元末毁于兵。

大佛岩，在大伾山东。石勒以佛图澄之言，镵崖石为佛像，高十余丈，以镇河流。拓跋魏覆以重阁，元末毁于兵。

    两本志书记载的基本一样，这个记载有因有果,可惜没有引出证据。查《十六国春秋·后赵录》:石勒,羯族人,十六国后赵君王。佛图澄,天竺高僧,晋永嘉四年(公元310年)来到洛阳,初依东海王司马越发展佛教,后又投靠石勒。澄以幻术骗得了石勒的信任,言无不从。勒命军中奉佛,自己也亲身拜佛。当时在中国北方以石勒的势力最强,属地最广,辖有今河南、山西、陕西以及河北、山东部分地区。311年前,石勒是一个“游击将军”,“游行羁,人无定志”。永嘉六年(公元312年),石勒从张宾计,“进据襄国(今河北邢台),继将进取幽,并,以制四方。”即令佛图澄在其封内大兴佛寺。二月“青州临淄城有阿育王寺,其形象露盘,在深林巨树下。佛图澄知之,令人往取,入地二十余丈获之。遂大兴佛寺”。于此可知佛图澄察看时机兴建佛寺,至迟是在公元313年开始的。

    至于黎阳何时入于后赵,《通鉴》记载甚明。永嘉三年(公元309年),王浚(晋大将)遣祈宏、段勿、勿尘击石勒于飞龙山(鹿泉县南),大破之。勒退保黎阳。据此可知黎阳至迟是在公元309年已入石勒之手。太兴二年(公元319年)石勒称赵王。“令法曹令史贯志造《辛刻制》五千言,施行十余年”(见《十六国春秋·后赵录》卷十五),是时石勒的政治已有明文。石勒一方面提倡经学,一方面大兴佛教。《浚县志》载:“黎阳人陈武妻,一产三男,携其妻诣襄国上书自陈。石勒赐其乳婢一口、谷一百石、杂彩四十匹”。这说明石勒的政令在黎阳的影响已经很深。

    黎阳是后赵的重要都邑,在历史条件已经成熟的情况下,开凿大石佛是完全可能的。建平四年(公元333年),石勒死于襄国。在石勒死去的十年之前,后赵对外基本没有战争,与各“酋藩”相安无事,佛图澄又一向用事,在这短暂的较为安定的环境中,为开凿大石佛创造了成熟的历史条件。所以《张志》所记“石勒以佛图澄之言,镵崖石为佛像……”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是相符的。

再看“以镇黄河”的来历。

    佛图澄发展佛教,一方面凭借石勒的政治威力,一方面又打着“救苦救难”的招牌来博得广大群众的信仰。312年至少332年,后赵境内不断发生瘟疫、蝗虫、冰雹等自然灾害,澄每当听到这些灾情之后,便祝咒、诵经,为百姓禳祸祈福。这些史实,频见于《后赵录》,无需举例。当时黄河流经大伾山东。黄河,历史上称为害河,在豫北地区为害尤甚。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河决宿胥口(在今浚县西南约25公里),绝于西山,经大伾山东,东北去”。秦汉以来,黄河在黎阳一带屡决屡溃。长期以来,百姓苦于水患,无力抗拒。把解除水患寄托在天、神身上。佛图澄抓住了这个地方特点和群众心理,如驱除蝗灾那样,在大伾山开凿大石佛“以镇黄河”,必定取得“万众欢呼”。故《任志》《张志》所记“镵崖石为佛像”是为了“以镇黄河"就是这个来历。

《任志》《张志》所记“拓跋魏覆以重阁”。

    开凿大石佛“以镇黄河”,必是露天凿成,当时并未建有寺院。现今的天宁寺——始称大伾山寺,为北魏太和年间(公元477-480年)所建,当时建寺的坐向显然是服从于大石佛的坐向的。因为佛寺的坐向都是坐北向南,而大伾山寺是坐西向东。现存的山门遗址、“七十二蹬”便是有力证据。拓跋魏所建的重阁,必是大伾山寺的最后佛殿。实际上石兽的发现,就肯定了大伾山寺的断代;肯定了大伾山寺,也就无由否定拓跋魏所建的重阁了;肯定了“重阁”,也就说明了大石佛在建阁以前就存在的事实。至于建阁时的社会背景,无需详查。北魏的统治者大都信佛,兴佛建寺成风。孝明帝时胡太后在伊阙建石窟寺历时二十四年。正光以后,建的佛寺达3万余所。当时的黎阳亦必望风趋附。按照现存的大伾山寺遗址的布局来看,寺院规模并不宏大,或者不为朝廷举办而地方“投资”，这也是不见于史册记载的一个原因。

    (二)明代嘉靖三十八年《重修天宁寺三殿碑》载:该碑撰者为邑乡进士孟思,既是本县人,又是进士,对于大石佛的历史渊源记载的比较详确:

    ……盖有天地,即有此山。至夏,以大禹名,《书》曰:导河‘至于大伾’。周之末,以子贡名,(山)东南麓,赐冢在焉。光武(帝),筑青坛(于)其巅,汉又以青坛名。唐以大佛名，时,或凿弥勒之像……。畿南千里而遥，山唯大伾,建寺其上，以天宁名。山有佛,千二百年余,其兴废几几。

    前一段,从其连用的几个“名”字来看,是在于说明大伾山的名称更替和含义。“唐以大佛名”,即唐时大伾山又名“大佛山”。惟“时,或凿弥勒之像”一句,令人疑为大石佛为唐人所凿。但第二段明白指出:“山有佛,千二百年余”。按这个记数上推即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上推一千二百五十年(设为1559-1250=309)正是后赵石勒时期，而不是唐时,这就说明了“时,或凿弥勒之像”一语,意为:唐时或者有人“改凿”了大石佛,或者说有人曾作雕凿加工。因为在同一块碑上,撰者绝不会前后自相矛盾。再说大伾山上就只有这一个大弥勒佛像,肯定指的不是第二个大佛象。

    孟思写碑必然有他的史料根据。张肯堂晚孟思71年。孟思只记下一个数字。而张肯堂记的有因有果。可见《张志》不是依据孟思的数据而以讹传讹,他必是另有依据。

    “千二百年余”这个记载,与《张志》相合,这说明明代人对创凿大石佛的年代问题都很清楚,认识也是一致的。

(三)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天宁寺《准敕不停废碑》记载:

    以兹山之足为佛足矣,以兹山之顶为佛顶焉。寺内(即今天宁寺)有缺落碑铭,载相续月日,俨三十二相,亦四五百年，首簇连珠,肩偎合璧。

    大意是:高与山齐的大石佛,据寺内的缺落碑铭记载。它的三十二妙相的“相继”月日也有四、五百年了。它的发型是连珠式，服饰是肩偎合璧。只可惜“四、五百年”这个数据很不具体。习惯上认为“四、五百年”应当是接近五百年,如按四百八十年推(959-480=479),正当时北魏的“拓跋魏覆以重阁”相符。值得注意的是“相续”一词。“相续”佛家语,因果兴废是连续不绝之意。按《张志》所记是凿于后赵,这是“兴”时。后赵亡,归冉魏,冉魏归于前燕,前燕归于苻秦。黎阳归苻秦所有,历十余年。苻坚(秦王)曾下诏搜寺检僧。这应是“废”时。至拓跋魏,佛事又兴。所以这里所说的“相续”月日，应是指的“相续兴起”的北魏,而不是创凿的后赵。这里可以看出嘉靖碑所记的“几经兴废”正与后周碑所记的“相续”月日相互吻合。再者,后周碑所记大石佛的服饰,是“肩偎合璧”,发型是“连珠”发,而今大石佛的服饰是双领直垂,发型是螺旋发式,这正说明大石佛的形象已非昔貌,定是有人改造过了。而嘉靖碑所说的“唐时或凿弥勒之像”一语,无疑是唐人曾修过大石佛的,所以,大石佛现存的自身形象混杂,就是这个原因。而后周碑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据。

碑文又记:

    神功捧护、巨灵措手以难开;佛力昭彰,秦后著鞭而不动。傍临迥汉,显超岸于当时……

    这段话的大意是:幸蒙神的护佑,“巨灵”为了拯救人们的灾难,措手开凿大佛;因为佛的威力光明宏大,虽遭“秦后”的“著鞭”而仍是安在无恙。傍临着大河,为超脱当时人民的灾难显示了威灵。这里应当注意的是“巨灵”、“秦后”、“著鞭”等词的含义。“巨灵”,当是指的佛图澄。据《后赵录·佛图澄》记,“澄善诵佛咒,役使鬼神。涂麻脂、杂油于手中,千里外事物彻见于掌”。人们认为佛图澄神通广大,将其比作“巨灵”,当发是这个原因。明代卢象升题大石佛诗:“应是‘巨灵’曾劈处，芙蓉觌面切云看”(现题于大伾山崖),这里明言大石佛为巨灵所凿。“巨灵”,一般指的是开山裂石的天神。卢象升以人们的传统信仰,把“巨灵”比作开凿大石佛的人,这是有道理的。“秦后”,就是“秦君”。蔡邕《独断》:“后,君也”。秦君，当是指的前秦的君王苻坚。“著鞭”,打击的意思。“秦后著鞭”当是指的前秦苻坚“搜寺检僧”之举。查《前秦录》:“郎(高僧名)于前秦皇始元年(公元351年),隐于金舆谷之昆仑山中……坚(苻坚)饮其德素……遂以师礼事之。坚后沙汰众僧,乃下召曰:“郎法师戒德冰霜,学徒清秀,昆仑一山,不在搜例”。据此可知大石佛在前秦时应受过打击。所以“秦后著鞭而不动”,有力地证明大石佛在前秦之前的某一历史时期就存的。这里与《张志》相互参证,完全一致,足可证明大石佛是后赵的产物。

    苻坚建都长安,他的势力是否及于黎阳呢?

    查《晋书·苻坚传》:太和五年(370年),“秦王坚入邺,执慕容韦……自邺如枋头(今浚县西南西枋城村)，燕诸父老,改枋头为永昌县”。《通鉴》载:“晋孝武太元九年(384年)，黎阳太守郭满据滑台(今滑县),将军颜肱、刘袭军于河北(即黎阳地)。(苻坚之子)遣将军桑据屯黎阳以据之。刘黎夜袭,据走之。遂克黎阳”。自此黎阳入于东晋。按此,苻坚辖黎阳当有13年之久。大石佛在苻秦的统治区内,必遭“著鞭”,这也就是大石佛颓废时期了。

七、大石佛建造时间的定论

    归纳上述文献记载:后周碑“秦后著鞭而不动”。证明大石佛在前秦之前就已存在。与《任志》《张志》的“石勒以佛图澄之言,镵崖石为佛像”相一致,又与嘉靖三十八年碑的“千二百年余”时间相同;后周碑记的“傍临迥汉,显超岸于当时”，也就是《张志》所记的“以镇黄河”;嘉靖碑所记的“其兴废几几",与后周碑所记的“相续”月日相互印证。查阅史册,其历史背景与后世的文献所记并无相违之处,这就可以肯定大石佛确为后赵时所凿了。至于大石佛的自身形象混杂问题,后周碑已明言,大石佛本是“首簇连珠,肩偎合璧”,已有力地说明大石佛已非昔貌。

    为什么大石佛的时代特征是“两头(头和足)早,中间晚,轮廓早,细部晚”?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证明大石佛不是一气呵成，而是先凿了一个轮廓,而后世又接续完成。也就是说大石佛经了几个朝代才竣工的。步连升先生说:“开凿偌大的石佛像,不是十几年的时间可能完成的。”此言有理。设大佛为后赵所凿,在后赵期间,不可能全部完工,因为后赵较为安定的局面是在石勒死去之前的十年左右。石勒死,子弘继位。不到一年,石虎杀弘自立。石虎性情残暴,穷兵赎武，不位十三年,发动大小战争数百次(参阅《后赵录》),弄得国内几无可征之兵。当时黎阳是后赵的军事重地,兵马频至，战争不休,百姓自顾不暇,哪里还有余力去凿大石佛呢!公元350年冉闵屠石氏,建立冉魏,一切反石氏所为,亦必不兴佛事。353年,慕容氏灭冉魏,建立前燕。370年,苻秦灭前燕。不久,黎阳又归东晋所有。短短18年中,黎阳的归属辗转五次,谁还有暇去顾及大佛的事。所以,大石佛即便是后赵所凿,亦必是有始无终。同时这也是不见于史册记載的重要原因。至北魏,佛事大兴,早已停废的大佛像,才又得到复兴，所以大石佛继续凿成。

    综上所述,大石佛是凿于后赵,至前秦或遭破坏,拓跋定魏覆以重阁(或作雕凿),“唐时或凿弥勒之像”(加工细部)，元末毁于兵燹,明时又塑以外身泥皮彩绘，清代又几次重修。大石佛的命运应是如此,其自身形象之所以混杂,就是这个原因。

    历史的客观现实,应是永远存在的。已经湮没的真象，并不是已经毁灭。王璜纂《浚县志》、任养心纂《浚县志》、张肯堂纂《重修浚县志》,不会毫无证据随便杜撰臆测,大石佛历史悠久,几经沧桑，虽历史证据失查,不足为奇,必须根据现有资料,查阅史册,反复求证,得出结论,切不可悬置高阁以遗后人。

作者简介：朱光临，中共党员，河南省地方史志学会会员，鹤壁市史志评审专家，鹤壁市报告文学协会会员，鹤壁市文史资料员，浚县传统村落、古村落、古今地名命名、县级文保评审专家。中共浚县县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常务副主任，二级主任科员，浚县作协会员。点校浚县明嘉靖、万历，清康熙、嘉庆、光绪《浚县志》五部；第二轮《浚县志》编委；第三轮《浚县志》主编；《浚县年鉴》《浚县大事月报》主编；《浚县党史年编》《浚县党史大事记》常务副主编。多篇文章发表于《中国当代优秀论文总汇》、《历史文化研究》、《河南史志》等书籍。